理解了網絡時代非同一般，社會面貌會變得年輕﹔而理解了網絡與現實社會並無二致，時代思維會變得成熟

　　毋庸諱言，互聯網已經成為輿情的最大集散地。而互聯網公共生活這個子集，也正以加速度不斷接近全社會公共生活的全集。

　　21年前，北京中關村大街立起巨幅廣告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有多遠？——向北1500米”。時至今日，我們不僅早就駛入“高速路”，更在加速前行。網絡高速路上，能否清晰分配“路權”“責任”，能否樹立更顯眼的指示牌和界碑，決定著公共生活的秩序和品格。

　　如果說河流奔騰靠地勢高低落差是規律，以河岸約束控制流速就是規則。對於網絡“新集體生活”，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規律無可抗拒，規則也不可或缺。的確，小如微信群，一旦乘以8億多用戶，即便是“封閉式”的朋友圈，也有海量受眾。這就決定了公眾與監管者都不能“躲進小樓成一統”。今年，一份“群成員違法群主要擔責”的判決，讓微信群主“有壓力”，而“快播案”的判決則讓更多人認清：技術可以中立，行為卻可能劍走偏鋒。

　　在某種程度上，理解了網絡時代非同一般，社會面貌會變得年輕﹔而理解了網絡與現實社會並無二致，時代思維會變得成熟。一年來，現實中的法律規則正用比以往更短的時間向新領域漫溯，公共生活的“經緯線”不斷確立，界定著這個時代的公序良俗。恰如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在《2016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中所指出的，網絡平台對公共生活的影響需要依法制約。

　　顯然，公共輿論的判斷力不能被新產品、新平台牽著鼻子走，而公共治理的方向則應該尊重民意。這一年中，魏則西事件催生了“魏則西條款”，我們見証了國家工商總局第一次將“付費搜索廣告”定義為互聯網廣告﹔快播案網絡直播破除了“技術無罪”的迷思，“守護技術創新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