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山市要改回“徽州”、勉縣要變成“定軍山”……這幾年，有不少地方在張羅改地名。8月3日，有媒體“關注改地名現象”，特地為更名算了一筆賬：西部一個縣要改名，光是換印章牌匾，100萬元都打不住。這還不包括工商登記、地名標識、地圖標注等明的暗的各類成本，更不用說因人們對新舊地名見仁見智而帶來的民意撕裂。

既然成本這麼大，為什麼總有人熱衷於打改地名的主意呢？這其中有一些文化人希望保護所謂地名文化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些地方官急功近利，不從扎扎實實發展經濟、繁榮文化入手，而是像搞各類“面子工程”“政績工程”一樣，夢想換個名字，就能一夜之間丑小鴨變天鵝，提升地方知名度，找到發展“捷徑”。這些文人也好，官員也好，把功夫花在折騰地名上，恰恰反映出一種文化上的“懶人”思維、行政上的“懶政”思維。

特殊情況下的地名更改，比如區劃調整、撤縣建市等等，無可厚非。但除此之外的地名更換，必要性就值得懷疑。

先說這地名與文化。地名如人名，隻需好聽、易記，如果有典故就更好。最后這一點往往是有人熱衷改地名的重要理由，尤其是偏執於某一文化意象或典故的文化人。然而這純屬過慮。地名隻要與人的活動相聯結，並有足夠長的時間沉澱，必然會形成各種“典故”，區別只是數量多少，名氣大小。比如“蘭陵”今稱“棗庄”，很多人認為是敗筆。但到棗庄旅游，對為何叫棗庄，棗庄是否有棗，卻是一個相當有趣的話題。何況這似乎沒有歷史感的土氣名字，卻蘊含著炎帝種棗造矛杆的典故，那可比“蘭陵”還要古！重要的是，對許多一出生就和“棗庄”這個名字聯結在一起的人來說，故事沉澱並不少，改名“蘭陵”倒會讓他們留不住“鄉愁”。還有當年荊州改為荊沙，許多人認為“荊州”丟不得，因為“大意失荊州”很有名，但怎麼沒人提到這裡古稱“江陵”，“千裡江陵一日還”更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