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周年之际，回顾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对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长征的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开辟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辉历史，对于全党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提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 ”概念，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目标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党逐步明确了现代化的目标内涵。1954年 6月，毛泽东在领导起草国家宪法时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的总任务。同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6年 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把“四个现代化”写进总纲，指出：“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 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 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要求，号召“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面对艰巨复杂的现代化建设任务，党和人民在探索中走过一段艰难历程，既取得巨大成就，也经历严重曲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从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和对现实的准确把握中，开始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探索。这个探索首先体现在对现代化内涵和目标作出进一步明确，给予新的诠释。
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汲取，邓小平从中国基本国情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具体实际出发，对此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作了新的解释。1979年 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他解释说：“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随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提法为调整我国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赢得了主动和空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出现严重曲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现代化的认知存在偏差，以致赶超发达国家的急躁冒进倾向在党内长期存在，结果不仅没有实现赶超战略，而且反过来影响正常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形象地说，我们这是“开了大口”。在这一大背景下，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无疑是对过去设想的要在 20世纪末“走在世界前列”、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样一个“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所作的重大调整和修改，代表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新把握。
此后，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作了进一步明确和阐发。在 1979年 3月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现代化建设“必须看到”和“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特点”。“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因此他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
1979年 7月，邓小平在与山东省委、青岛市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在 20世纪末要实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标准。他说：“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10月，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中的“人均收入”，进一步修正为国际上通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衡量标准，同时提醒人们，就是这个降低了的目标也需要艰苦努力才能完成。他说：“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
在 1979年这个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后的第一个年度里，邓小平和党中央对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有了新的、清晰的认识。为了便于全党全国人民更直观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同以往之处，从而从观念上祛除急躁冒进的倾向，邓小平选择“小康”这个词汇来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内涵。12月，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会晤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这是邓小平首次使用“小康”概念来定义中国式的现代化。后来，邓小平曾多次谈到他在大平正芳的“启发”下提出小康目标的来龙去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但也不是随意说的”。
此后，邓小平对小康标准的认识不断深化。1980年 10月，邓小平在经过一系列深入调研之后，感到人均 1000美元的目标也是难以达到的，决定再次调低小康的标准。他说 :“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因而到 20世纪末，我们要“争取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最低达到八百美元”。据此，他精心规划和设计了“二十年翻两番”和“三步走”的发展步骤：“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穷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和“小康”目标，是邓小平对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具体实际进行清醒认识和深入思考后的结果。对现代化内涵和目标的这种调适，符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切合中国实际，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体现了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前提。但怎样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路径问题仍需解决。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政策和措施。由此，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从历史逻辑看，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思想观点，是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演化而来的。1979年 3月，邓小平在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时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此后，邓小平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一直没有停顿。1981年 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了明确具体的阐述。《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决议》从 10个方面对这条道路的主要点进行了概括。《决议》虽然还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指称这条道路，但这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具体路径，已经清晰可见。
1982年 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既是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又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
党的十二大后，因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提升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使用得少了。但邓小平在会见参加 1983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针对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在回答专家们提出的现代化问题时再次明确表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在这里，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列，实际上是对中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突出强调，是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方向和内涵的再次重申。
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战略谋划。他指出：“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